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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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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平

他孤身一人,前往武汉当志愿者:“我会出来的,只是会晚点”

人物
他在帮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帮他。

【猎云网(微信:ilieyun)北京】2月24日报道(文/荼米,编辑/林文龙)

女儿:爸爸,你在武汉吗?你在那干嘛?

我:爸爸在救人呀,在帮助别人呀?

女儿:骗人吧,爸爸又不是医生。

我:爸爸是懂心理学的医生呀!

女儿:那好吧,不过,我没见过像爸爸那么胖的医生呢,爸爸是个大胖子。

我:好吧,新新,你今天终于看到胖医生了,嘿嘿。

女儿:爸爸,晚上吃的什么?

我:爸爸吃的热干面,你知道什么是热干面吗?

女儿:热干面,不就是把面热了,然后晒干吗?

我:好吧,回京爸爸给你做,你就知道是什么了,热干面是武汉最好吃的东西……

2月12日,正在武汉做志愿者的毛平,在朋友圈分享了与女儿的部分聊天记录,那是属于毛平的开心时光。

12天前,身在山东日照的毛平还在发愁,怎么才能去到武汉?

毛平当过兵、做过汶川地震志愿者,目前从事知识产权法务工作。他想去武汉做男护士兼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从山东日照到湖北武汉,坐飞机需要1小时55分钟,坐高铁需要7小时17分钟。

这一次,孤身一人出发的毛平花了2天。

好不容易到达武汉后,原定对接的医院又无法接收个人志愿者。毛平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深入社区,去帮同样需要帮助的人。

武汉城区,活跃着很多自发的民间救援组织,毛平一边“单打独斗”,一边又和他们并肩作战。

2月19日,毛平也进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去帮助新冠肺炎感染者做心理疏导。

(毛平与心理医生张桂青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外)

以下来自毛平自述及朋友圈日记,经猎云网整理:

1月底,当我听武汉的朋友讲,那边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心理疏导,医护人员压力更大,也需要心理疏导。于是,我决定要去武汉做一名男护士兼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略尽绵薄之力。

孩子妈妈不同意,说去了又管什么用?叫我先尽到为人父母该负的责任。

但有时候,人要做出抉择,不能只盯着个人或家庭,还应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当自己有能力帮到别人时。人活着,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当过兵,转业后,加入北京蓝天救援队,救助经验丰富。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作为志愿者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陈家坝镇参加救灾活动,有急救护理经验。

另外,我也喜欢学习考古,十余年了,有很好的野外生存技能;也兼职心理咨询,孩子妈妈就是心理咨询师,曾在北师大读心理学硕士,我也喜欢,就自己研究有近十年了,有过数个成功案例。

武汉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我相信去了定能发挥我的价值。

在家庭上,我对自己女儿是有愧疚的,以前经常早上四五点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陪伴她的时间也不多。

但每个人对父爱的理解都不一样、教育方式也不一样。我的理解是,父爱不是陪伴,是要给孩子做榜样。有句话叫父爱如山,高山仰止,父亲要像山一样,给孩子做出榜样,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女儿长大以后会明白的。父爱,不只陪伴,更不是天天腻在家里陪孩子。

我要让女儿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有担当的、勇敢的,是值得她骄傲的。让孩子觉得父亲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这对孩子是最好的一个培养教育,身教始终大于言传,我觉得来这里做志愿者也是把以前亏欠的尽可能地弥补她。

我女儿是5月12日出生,今年8岁。女儿生日也是汶川大地震纪念日,也是护士节,很有纪念意义。另外,我想用行动告诉女儿,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事。

去武汉我不怕,但有个紧要问题,怎么去?从1月23日起,武汉等湖北省各市就陆续封城,很多地方也进入封闭式管理。

2月1日18点25分,我坐上火车正式出发。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离开家时,我骗他们说是回北京,实际上我是去兖州中转。Z160是日照至北京的直达特快列车,父母也不会起疑。

到兖州后,再转火车到河南洛阳,然后再从洛阳转去信阳市。这个时候的火车很多都停运了,所以等我到信阳时,已经是2月3日早上6点多了。当时我已经倒了三趟火车,但还觉得这算非常非常顺的了。

信阳市挨着湖北省,到了这里,才让人真正感受到疫情带来的压迫感,因为整个信阳城就像空城一样,所有小区全部封锁、酒店歇业,仅看到几个大超市和药店在营业,在街上有些恐慌感。

在信阳时,遇到一个在韩国工作回来的小伙子,老家是武汉汉口,已经滞留信阳三天了。我们于是约好一起找车。

这个小伙子是我帮助的第一个武汉人,因为我的帮助,使其免于流浪异乡的遭遇。我也提议过他去做志愿者,不过,他无动于衷。他回到武汉后,也再没联系过我。

一开始,我找了好几辆私家车,但都不愿意去。后来,通过一位朋友帮忙,才找到私家车送我们到武胜关。

广水武胜关是第一道关卡,一道木杆横在湖北省和河南信阳市的交界处。

在离武胜关一公里的地方,司机放我们下车。实际,信阳市区到湖北广水市区有差不多70~80公里吧,如果私家车送我们到广水,就方便些,但若这样他回去就得隔离14天。

武胜关有警察和医生守着,过关卡时警察对我说:“你想好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还可以回去,进了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有点开玩笑说:“会出来的,只是会晚点。”

(河南信阳市与湖北省交界处——武胜关,关卡)

从武胜关进入湖北境内后,我们需要先到20公里外的广水火车站。

前半程,是我们自己走的。这大冬天,我拖着三个行李箱、两个背包,从下午四点半走到晚上将近八点,黑灯瞎火的,路也不好走。

我从老家带了很多物资,半箱子药品、半箱衣服,其他都是食品,以满足我在武汉做志愿者期间的需求,尽量不占用武汉人民的资源。

最后半程,一个私家车司机帮了我们,这个司机也很谨慎,查了我的身份证和所有的通车行程,然后才放心。走了大概5公里吧,收了200块钱,我们从信阳到武胜关30多公里是400元。

到广水站,吃过自带的食物并稍作休整后,就已经接近晚上9点了,实在不想露宿街头,就出去碰运气找住的地方,被轰出来几次,后来遇到一个开小旅馆的大爷愿意收留我们,大爷人还不错,还说出门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说实话,都活四十年了,以前经常出差也住各种旅馆,而这个小旅馆是我迄今为止住过的环境最差的一个,里面也没喝的水,好在大爷给我们送了杯微热的开水。因为太累了,那晚我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起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同样是拦车被拒,有个车主说给十万块也不搭。其实就十公里,前方是广水关卡,车过不去,但他们就不肯。

在最后几公里,碰到一个开三轮车的老大爷,人也挺好,就搭了我们一程,感激于这位老大爷的好心,就付了130块钱。

在广水关卡,不管我怎么说都不让过,当时我就有点情绪了,心里想,我是来做志愿者的,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最后还是靠朋友帮忙才得以过去。

过了广水关卡,我们本来准备去最近的高速路口,再步行去武汉,找不到车嘛实在没办法了。

载我们的老大爷也人好,到家后还帮找了他同村的一个小伙,开皮卡车送了我们五公里到广水杨寨镇,这小伙也没收我们钱。

当时,杨寨镇正好有个确诊患者刚死亡,镇里的工作人员说,为了安全就不要进来了。我说我是去武汉做志愿者的,“我不怕”。工作人员说,“你不怕,我们还怕你呢”,并强制劝退我们。

好巧不巧,那时杨寨镇的领导正好也在,听完我的情况描述,就给放行了,还帮找了个车把我们送到高速路口,但不保证能进高速。

高速路边确实有工作人员拦着不让我们进去,此时正好有朋友打电话过来,说看到我朋友圈并知道我要来武汉,于是托人帮忙找了辆支援火神山建设的过路车过来接我们。

杨寨镇到武汉有一百多公里,车程就一个多小时,如果走路的话真不知会走到猴年马月。

2月4日14点30左右,我终于到达武汉同济医院。这一趟路程有些坎坷。

有很多人说我冲动鲁莽,其实我不冲动,是有备而来的。我自己备了一个月的存粮和半行李箱药品;而且,来之前也有朋友帮我买好保险。当时我就想,就算是爬,我也要爬到武汉去。

来到武汉,看到开着的店铺,也不会觉得事情很紧张,总体来看,武汉人民防护还是挺好的,看起来没有像来的路上遇见那些人表现得那么恐慌;但看到呼啸而过的救护车以及药店门口排的长龙,会意识到疫情还很严峻。

我来之前,有联系好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们是紧缺护理人员及心理咨询师的,他们也都愿意接收我。

但我到达后,武汉这边出了个新规定,医院不能单独接收个人医护志愿者,只能市卫健委统一安排。医院这边已经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迟迟没有回复。

我又不能说什么,但来了总不能光等着啊。来了,我就是“武汉人”。

正好我在武汉有几个朋友,他们在社区值班,我就一边通过他们深入社区,了解谁更需要帮助;一边通过公开信息去联系需要帮助的人。

刚到武汉那两天了解到的情况是,社区人手严重不足,上千人的社区也就3、4个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长时间超负荷运转。

随着应收尽收的方针得到落实,2月12日之后,好些社区的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

在这里看到过武汉最真实的情况后,我就开始厚着脸皮找朋友筹款,然后在当地购买医护物资,包括口罩、酒精、84消毒液等防护用品,体温计、药品、营养品等,再送到非常紧缺物资的患者、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那里。

(毛平在武汉的药店购买的捐赠物资)

加上自己出的钱,还有朋友的帮忙,使我有能力在武汉为患者和医生购买一些紧缺物资。

我每天要跑几个药店,自己采购、分拣、配送分发等,期间还要给需要的人做心理疏导,很忙很累,但很充实。

在武汉的药店,口罩还是比较紧缺的,我跑了很多个药店才买到一些;但消毒液、酒精还是有的,只是都会限购。由于药店知道我是买来捐赠的,就会让我多买些,到货也会给我预留。

也有朋友寄了6000个医用橡胶手套,另外一个朋友寄了100多个N95医用口罩,也有朋友在国外订购1000个口罩寄过来,还有一批从台湾寄过来的,这些物资有的已经到了有的还在路上。并且都是先寄给我,再让我去分发。

我在这里有好些朋友,也认识一些志愿者及医生,得知哪里紧缺,我就会第一时间送点过去救济。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硚口区一个隔离点,得知他们配发的酒精告急,我第二天就给他们送了25升,也给附近另一个隔离点送了25升。

我自己没有车,近的我就自己扛过去;远的有时也会搭快递小哥的车送或者让他们帮送,也坐过女警员的车去送。

后来有个志愿者帮我借了个电动车,也方便了些。有一天晚上回来车没电了,硬是推着走了7公里。

骑着电动车一个个点去分发,肯定会增加我的危险系数,但没办法,不能什么都指望别人啊,我是来做志愿者的,只能用这最辛苦的办法。驼着一大车的东西也不轻,有时百十公斤吧,一趟趟的,做这个确实很辛苦。

各个超市、药店、隔离点转,挺危险的。但我对这个病毒有清醒的认识,我虽然没有防护服,但我懂得怎么保护自己,不然怎么去帮人。

戴着蓝防护帽、白口罩,穿着蓝外套、黑裤子,再在脚踝处套个塑料袋,这是我每天的标配。

其实刚开始我是一点都不害怕的,但刚来那几天遇到几个不带口罩出门的人,我见到就躲远远的。我把这类归为确诊患者,这个时候正常人谁不带口罩出来。

唯独有一个人我没有躲开,反而是拿了些消毒液、菊花茶等防护用品给他,但他拒绝了我。遇到过他两次,第一次他轻轻地拒绝,第二次是粗暴地拒绝,其实我并不是怜悯他,我也尊重他。这个人总是扛着个装有东西的大的黑塑料袋走在路上,像是四海为家的人。

我到武汉第二天就开始投入工作。后来白天送完物资,有时间我也会跟着其他志愿者的车去帮忙。

2月13日那天,武汉硚口区政府接收全国7个医疗救助队,我也去天河机场帮搬物资,人手有些不足,再加上专机陆续到达,所以从晚上六点多到将近半夜12点才搬完,物资最多的医疗队有16吨。

有时也会去帮做物资库管员,装卸物资,有一次来了2.5吨84消毒液,卸完后我满头大汗,不得不脱下防护帽凉快凉快。

随着各社区的患者得到收治,以及物资也没那么紧缺后,我的这项工作也基本差不多可以停了。

但防护服仍是比较紧缺。2月18日,一药店到货600件医疗级防护服,但已超出我的支付能力。但当看到江卫消毒的工作人员在华南海鲜市场做消毒工作时,我就想第二天先去购买20套送他们吧,够6人用三天。

其实对于感染的患者来说,除了需要物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得到核酸检测、或入院。

但有时候,在恐慌情绪笼罩下,有些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就会乱了方向,手足无措。

因为我认识一些医生,并了解到发热者想做核酸检测应该要走怎样的流程、去哪些医院能检测等。所以,我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去指导这些患者,并给他们做心理疏导。

其实心理咨询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些天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沟通,安抚他们,每次都要聊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久的电话。

有个患者是某个社区的副主任,多次参与带队入驻方舱医院建设,劳累过度,也感染了,从轻状到重状,现在是恢复了些,他家人也有感染。在我的心理疏导下,他现在变得比较乐观,也感到轻松了些。

这些患者需要一个人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镇定下来,但在社区里做心理咨询,不是随便一个心理咨询师就能做到的。为什么我能?

我觉得,首先我人在武汉一线,清楚他们的真实处境,他们就会信任我;其次我一边在做心理咨询疏导一边指导他们如何联系医院、做核酸检测要走怎样的流程等,他们能感受到我在真真实实地提供帮助,我在帮他们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到很轻松。

一个心理咨询师打个热线然后再说几句加油鼓励的话,有时反而让患者更反感;他们现在这种情况产生了情绪,再听到这种话,会更觉得受伤害、会很烦。只有跟他们在一起的能真帮到他们的人,他们才信任。

他们觉得我能力很大,其实我也没啥能力。

后来我发现我帮助的人,大多是职业不错、家庭条件也很好的,他们都去各种求助,有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到处找人帮忙。

从中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很多能通过手机网络求助,但还有更多的人是个人、是单亲工薪家庭,还有的是贫困家庭,这类患者更多,但他们别说微博可能连网都不怎么上,尤其是上年纪的。那这些人怎么办?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帮到这些人。

现在帮助一个社区后,这些社区工作人员也会把其它特别紧缺物资的社区告诉我,看我能不能送点过去应急。慢慢地,他们就会反馈更多的清单过来,包括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

我觉得自己现在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在单独医院做护理做心理咨询作用要大得多。

我买过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买了就会看。关于心理学的各个流派,我最喜欢的是人本主义、写实家,罗洛梅、罗杰斯等这种心理学家我是很喜欢的,而其他的实验流派我就不太喜欢了。

我做过最成功的两个案例都是高中生,母校篮球队的。我休假回家,就陪他们一起训练,做变速跑、跑一万米等,而教练只是在坐台上看着,所以这些孩子们非常信任我,沟通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2月13日晚上,武汉下了大雨,把城市洗刷的很干净,我相信属于我们的胜利也会很快到来。

2月19日,我也正式随新疆兵团医疗队进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跟随心理医生张桂青,为确诊患者做心理疏导。现在算个准心理医生了,我知道我的责任也变得重大起来了。

在方舱医院的第一天,也是我来武汉后第一次穿防护服,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有种缺氧窒息感。为了辨识,每个人的防护服都会写上名字、职业。第一天我也安抚了一个连日来哭诉不已的阿姨平静下来,并约定不再哭诉,阿姨老伴因新冠肺炎已去世。

(毛平与新冠肺炎感染者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内)

我来武汉,没有写什么请战书、签生死状,我当过兵,身上有家国情怀,军人的牺牲精神。现在我也没具体统计过帮了多少人,就是能帮就都帮。

当年去做汶川地震志愿者时,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去再一起出来,还写了遗书很害怕,我们现在是生死之交。

现在也结识了很多共同奋战的“战友”。我在武汉住的地方,也是志愿者帮我找的民宿,比起刚来那两天住旅馆好多了。我自己买个锅还能下点饺子煮个面条,元宵节那天还煮了汤圆,虽然最后煮得稀巴烂,但能吃上热的已经很不错了。

工作忙起来虽然会一日三餐不正常,有时午餐是在外面吃个泡面。2月13日中午,来武汉第十天,第一次吃上冒热气的米饭,是在一便利店买的,很开心。

有时想家了就打个电话、通个视频什么的,这没什么的,我又不是林黛玉,天天多愁善感的。

有一天晚上我和父母通电话,花了很长时间解释,才让他们相信我是在北京,老人家嘛不能让他们担心。

还有一天晚上,看到网上那个小女孩因为父母都感染了,只能自己呆在房间的视频,我哭得稀里啪啦的,觉得丢人就丢人吧。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伙食还不错,说不定我真会成为女儿说的“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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