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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向左,张邦鑫向右
教育 大公司 人物
两人从同一起点出发,各自为战,分别走向不同的商业路径,如今又慢慢汇聚,再度回到某种意义上的同一起跑线。

【猎云网(微信:ilieyun)北京】9月14日报道(文/岳丽丽)

张邦鑫一语中的,真正驱动人进步和发展的就是两个力量,一个是使命感,另一个就是恐惧。

新东方在很多年里过着没有对手的日子,“缺乏恐惧”,许是俞敏洪大部分痛苦的根源。

12年来新东方一直稳居中国教育行业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宝座无人撼动,直到去年7月28日,好未来以127.4亿美元的总市值超越新东方的126.2亿美元,创下中国教育公司市值新高。这一年,好未来刚刚15岁。

4个月后,二人在GES 2017未来教育大会活动中首次同台,面对眼前这个38岁的北大同门师弟:一身黑西装、有着棱角分明的脸,不苟言笑。老俞如今或者更早就体会到了:没有竞争对手痛苦,有了对手更痛苦。

上市前,好未来发展十分克制,2006年创办3年后才开始走出海淀,无论是创始人名气、品牌知名度还是公司体量、业务范围,都称不上新东方的对手,2010年纳斯达克上市后,又是另一番光景。

新东方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2018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营收为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净利润6508万美元,同比增长17.4%。

而好未来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2019财年第一财季财报显示:净收入5.506亿美元,同比增长71.1%;净利润6680万美元,同比增长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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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好未来从2018财年Q3开始,连续三期净利超新东方,营收增幅和利润增幅也都明显高于新东方。

这个从江苏省江阴县葫桥村奋斗出来的“留学教父”,曾四面楚歌,一路挺过合伙人危机、ETS危机、遭“浑水”做空、转型震荡、教师人才流失严重等风暴,经过25年浴血奋战,才终于将新东方带到纽交所,挂上教育巨头的美名。

然而这个已近而立之年的孩子仍一刻不让自己的老父亲省心。行业格局变动,让新东方不得不再次重新审视自身。

俞敏洪属虎,幼时躺在摇篮里爱发出呼噜呼噜的声,母亲叫他老虎,村里老少也叫他老虎。如今他不再像是老虎,更像一只恐惧的羚羊吧?俞敏洪多少有些不甘心。

好未来也不甘心。上市之后,满怀信心的曹允东曾放言,再有五六年就可以超过新东方,如今时间足足晚了2年。

输也要保持风度,尽管对手强劲,老俞说自己收获了快感,言下意为我不惧你。张邦鑫咋说?新东方为中国的教育机构试了很多路,但是也是在俞老师探索过后,才让我们驾轻就熟了。总之主旨就是“托你的福”。

一个好面子,另一个就给足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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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彼此心照不宣只是不轻易吐露,这场未来教育大会活动主办方特意安排两人的巅峰对话,没有想象般“针锋相对”,整场“一团和气”。

先是老俞表白,自己喜欢这个小自己18岁的年轻人。十分笃定。

张邦鑫内敛、不善言,给了“崇拜”一词。

1、

俞敏洪考上大学是意料外的事儿,自己没想到,母亲也没想到,更何况还是北大。曾经的“公社拖拉机手”、“插秧冠军”有出息了,日后没准还能彻底拔了农根儿。

那是1980年,敏洪拿着北大西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北上了。

而这一年,遥远的家乡那头,距离敏洪家不到150公里扬中的一个村庄里,邦鑫呱呱坠地。

和俞敏洪不同,低调如张邦鑫,关于小时候的事,他只提及过只言片语。父母都是农民,没有社保,“从小到大很多身边的人,老了、病了家里是看不起的,最后卖各种东西,借了很多钱,欠了几万到几十万,最后人也没治好就走了。”一年下来只求能吃饱饭而已,不安感纠缠了张邦鑫很多年。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同样出身贫寒,和俞敏洪一样,张邦鑫的父母认定读书、考大学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在那个80、90年代,村儿里考上个大学生,全村都跟着沾光,考不上就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子一眼就望到头啦!但是,想逃离这样的后半辈子极为不易,“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因此父母对张邦鑫的教育也算下了血本,有报道称“为了给张邦鑫更多的精神食粮,母亲也经常是从口粮中愣挤出钱到旧书摊买书。”

而敏洪考上北大的路,更让母亲颇费了周折。儿子连续两年因英语成绩不佳高考落榜,还是母亲打听到江阴县高中有个曹老师英语特别好,带的英语补习班升学率奇高。

她四处打听到人家住处,直接找上门去,求着他给敏洪补补课,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名额。敏洪也争气,刚进补习班不到一个月,模拟考试成绩就排到了第一名。母亲竟提出帮忙抚养曹老师“瘦得不成样子的小儿子”,以替敏洪报师恩,不仅推脱了曹老师的报酬,还承诺会“一心一意把孩子带好”,这一养就是三年,后来这个孩子也考进了北大。

这位俞母日后在新东方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对新东方早期业务介入很深。卢跃刚曾在《东方马车》里写:她年已七十,干瘦矮小的农村老太太,一举一动不见其老,眼神里透出一种罕见的精明。

“虽然是个农村老太太,但80年代初期,堪称万元户”。

在家里,父亲是“甩手掌柜”,大事小事全靠母亲一人张罗。俞敏洪爱母,受母亲影响也颇深,可以说“商业启蒙来源于母亲。”

虽然是典型的寒门出贵子,张邦鑫考上大学的路却一帆风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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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日子让他走向自强。从小学习成绩不让人操心,并未留过级,也没历经过复读的痛苦。听从高中班主任建议,他报考了四川联合大学,对于大学的生活,他用“完美的四年”来形容。

生于同一片土地,并不是两人交集的终点。俞敏洪的母校北大,也正是张邦鑫梦寐以求的地方,“一定要去北大读研”是他进入大学就定下的目标。

2002年,张邦鑫终于踏上了这片“圣地”,仿佛宿命一般。

如果说俞敏洪的商业启蒙来源于母亲,张邦鑫的商业启蒙则是因为穷带来的恐惧。

为了节省车费,张邦鑫坐火车北上。“坐火车来开学的时候,不舍得买卧铺,坐了四十多个小时,花了两天一夜。”张邦鑫回忆。

进京时候,张邦鑫兜里也只装了几百块钱,上了大学他决心不跟家里要钱,学费都是父母东挪西借的,想要,家里也拿不出。他内心深处一直存在恐惧和不安:父母年纪大了,家里存下来的几万元也只够供他读完大学,他又害怕父母生病,没有钱治。他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从做家教开始,同时做了7份兼职,一个月下来能赚个两三千元。赚来的钱,买了一台电脑、留下少数生活费,其他全留给家里。

他自己“白天要做六、七份家教,晚上还要维护网站,”很少睡过完整觉,半年瘦了12斤。

据说张父是个小个体户,几十年不闲着,尽管都是“小打小闹”,前前后后也做过十多样生意。父亲吃苦耐劳、爱折腾这点,张邦鑫得了真传。

2、

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三年,俞敏洪有了一个“出国梦”,后来出国计划破产,钱都拿去交了学费,钱袋子也见了底儿,俞敏洪就到校外开班兼职教书。1990年秋,俞敏洪迎来当头棒喝,因打着学校的名头私自办学,被北大给予处分,这个“被踹了一脚‘的北大老师干脆递上了辞呈。

前新东方名师李杜说出看法:“(俞敏洪)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惟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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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草为寇”后,俞敏洪“自立门户”。1993年,正式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此时13岁的张邦鑫还在扬中老家读初中,逐渐显现出数学方面的天赋,初中,高中,数学成绩异于常人,“好几次参加省、市奥数比赛,获得过100多个奖项”,“到了高中,老师解不出来的立体几何题,他3分钟就能搞定。”

等到他读大学时,俞老师的励志讲座已经风靡全国。卢跃刚形容:你如果跟着俞敏洪去美国或加拿大,从启程那一刻开始,飞机上、大街上、餐馆、超市里,都有认识不认识的留学生跟他们打招呼,叫他俞老师。国内大学的学生,可能不认识他们自己的校长姓甚名谁,但是不可能不知道新东方校长俞敏洪。

张邦鑫也是俞老师的小粉丝。“不止我,好未来很多的高管和干部,都是俞老师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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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这一年,俞敏洪作为北大优秀校友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他说“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做,到最后就会拥有希望。”

张邦鑫就坐在台下听,虔诚又心潮澎湃。

彼时,经过10年发展的新东方可谓“一艘巨轮”,已占据北京约80%、全国约50%的留学培训市场份额,年培训学生数量达20万人次,占据了“霸主地位”。

张邦鑫聪明,避免自己这颗鸡蛋直接碰上新东方这块儿大石头。“师兄教英语,我就教数学;师兄做成人,我就专攻中小学”。

2003年8月,张邦鑫正式开始了创业生涯。

俞敏洪的创业根据地在中关村第二小学,”一间平房作教室,外面支一个桌子,放一把椅子,挂上‘东方大学英语培训班’的牌子“就算开工了。张邦鑫也没好到哪去,在写字楼里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花了350元买下破家具:一个不知道密码的铁皮密码柜、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以及坐下去就陷一个坑的沙发”。

不如俞敏洪幸运的是,新东方得益于天时,赶上了没有对手的时代,而张邦鑫赶上的是:“北京各种教育机构如同雨后春笋冒出来,清华北大那一条马路上就挤了十几家。”

如果还有一点能称之为幸运,那就是:他赶上了互联网兴起。新东方每年通过大的讲座进行用户获取、传播。靠着老俞激情的演讲和励志的创业故事,新东方建立起强大的品牌影响力,造了“新东方”这块儿金字招牌。

而“不太会做讲座,见到几百人就开始紧张”,不如俞敏洪善靠演讲控场的张邦鑫,也能有所为:“躲在屏幕后面做网站和社群获客”,利用互联网线上获客,让用户来线下报班。直到2010年左右O2O概念出现,张邦鑫想到,自己可能是最早尝试O2O的。

就连徐小平也曾承认,好未来是一家有着互联网心脏的教育公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未来所有的营销和口碑,都是通过互联网建立,几乎全部免费,而新东方则过于依赖演讲营销与口碑营销,投放了大量媒体广告,发放大量传单,并且在学校中进行了耗资不菲的推广活动。

3、

俞敏洪一脑袋文科思维,张邦鑫则偏理性。不仅从最基本的获客方式,组织架构搭建、对于技术的看法也因此呈现了不同路径。

新东方一成立,靠着老俞典型的文科思维——“凭经验和直觉”,迅速在全国各地插遍新东方学校的旗子,快速形成一个“诸侯分封制”的帝国,地方学校校长权力很大,招生、教研、教学、后勤等事物无所不管。“诸侯起得快,分裂得也快。”

俞敏洪说:“全国做的好的英语培训学校创始人都是新东方出来的。”本想炫耀新东方的创业精神,听着更有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

好未来没有想着如何快速发展。而先在一个地方建立其口碑,通过口碑慢慢扩大影响力,然后再进入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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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邦鑫谈到,这是好未来的其中一个价值观:“务实”,做强比做大更重要;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内在比外在更重要;做到比说到更重要;数据比经验更重要。“今天为止,我们一周新增100万学员,我们大部分城市没有开语文这个学科,我们价值观要求我们‘做强’比‘做大’更重要。”

此外,新东方对校长的考核机制在于营收和利润,校长要对招生情况完全负责,校长们“拼命把成本往下压,为了完成收入任务,不顾实际情况多开教学点。”

好未来的组织架构则更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张邦鑫提出大后台、小前台的中央厨房模式,总部将全国所有校区的招生、选聘、培训、教研、监控和技术等工作标准化细分,分权治理,相互制约。“我们校长没有招生压力,他不对招生负责,只对服务态度负责,招好招不好、教师好不好,和校长无关。”

“理科生思维一般用系统和控制点来对某个事情进行监控并且进行实施”,俞敏洪也明白,一语道破新东方弊病,“好未来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他的执行是一条线,基本上到了每一个点都能够打通的执行方式。新东方常常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大家说得挺一致的,但是往下做的时候,没有系统的连接和控制,有的时候逐渐会走偏。”

新东方出名师,历数新东方曾经的老师,不少名气、成就都不小,教育界的黄埔军校的帽子就是这么被扣上的,但所谓成也名师,败也名师,翅膀硬了迟早要飞走。

好未来想出的办法是对每位老师进行统一化的培训。“每一个补课老师都需要按照教材来教,同时接受好未来的培训。这样每个老师的教学质量就容易复制,差异不会很大。”

不同的老师只要按照教材授课,就能成为让学生和家长都接受的老师。团队注重教研,包括将题目类型分类归纳,难度由浅入深,同时编写出详尽的答案解析。张邦鑫说:“我们是中国培训机构最早开始做教研的,有上百人的教研团队。”

同时他说过,在全国任何城市教室里面的每个内容,都是通过云端升级,总部做好全国性的数据和内容,分校做好当地针对性的教研,因为每个省高考、市考都不一样,所以不能统一为一个纯粹的标准,要做分级教研。

一系列举措让教员对好未来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才流动的风险。

4、

放在以前,老俞是看不上理科生的,“因为觉得他们很轴”。但今天这个时代,明显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结合的时代,不懂高科技或者不懂人文都不行。

如今,俞敏洪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了:新东方总裁办总共6个人,3个人是科技出身,“总裁办是一个决策层,需要保持三对三的平衡,文理兼容,文理思维相联合。否则,双方都有可能对对方思维拥有否定权。”

他也承认,自己天生就是文科基因,对高科技,以及高科技应用,不那么敏感,也不太容易全情投入。导致新东方在高科技时代确实略显落后,但始终在追赶。

目前新东方在人工智能和科技的投入大概10亿元左右,相当于把新东方7%-8%的钱投入到教育相关的研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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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认为“技术取代不了我和邦鑫这样有魅力的男人”的俞敏洪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的数字。要知道,2017年,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表示,俞敏洪还在后悔将15亿人民币砸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这些钱就像打了水漂一样,我只是感觉上网查数据速度快了一点。”

现在,他不否认技术确实会给教育领域的教育方式、甚至是教育的手段、内涵等会带来某种质的变化,但他一直坚信的是,即使是这样质的变化,也没法完整地代替人与人之间的、对于人的培养。

如此看来,相比新东方,好未来算是重金押注教育科技:每年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一位从业者曾说,好未来的技术团队已经接近4000人。2017年,投资、收购情绪识别公司FaceThink后仍不满足,又成立了“AILab”人工智能实验室。2018年再次发布“WISROOM”智慧课堂解决方案以及“魔镜”智能测评系统的全新升级版。

张邦鑫说,要做一家“用科技与互联网来推动教育进步的公司”。

5、

公司的起源和创始人出身,都能在企业价值观里找到影子。

俞敏洪说,家乡江阴是长江最窄处的第一个城市,通过江阴就真正进入了长江,走出江阴就进入了大海,一柔一刚塑造了俞敏洪处事谦和如静谧的河,却又有几分叛逆如奔腾的江。

而在被称作小江阴的江苏扬中,吃苦耐劳、不甘落后、不喜张扬的文化性格,早就伴随母亲的乳汁,流进张邦鑫的血液。

“新东方代表着逃离中国体制的渴望”,一如俞敏洪的叛逆精神,而“好未来代表着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脱颖而出的渴望”,一如张邦鑫的不甘落后。

的确,“对于一个人来说,能抓到一次行业的变革已绝非易事,正如1993年老俞在破砖破瓦的厂房里教科时嗅到了未来出国留学语言考试培训巨大的商机一样,十年后的大院补习班里,张邦鑫也一样一边讲着数据一边憧憬着未来。”

张邦鑫、俞敏洪凑在一块儿,或许能称为宿命。如今新东方进入了好未来的主战场中小学全科培训,而好未来也在向国外的留学考试领域去深入。

两人从同一起点出发,各自为战,分别走向不同的商业路径,如今又慢慢汇聚,再度回到某种意义上的同一起跑线。

命运多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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